每逢必须对我不熟悉的事情说话的场合，我就感到惶恐。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萧元先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的关注领域主要是中国当代小说，而我偏偏很少读中国当代的小说作品，几乎不读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文章。因此，当他如此恳切地请我给他的这本文学评论选集写序，我则因为盛情难却应诺了下来以后，心里一直发虚。幸亏他的这本书不像我在刊物上时常瞥见的那些批评文章那样艰涩，我居然比较轻松地读完了，在读的过程中还被激发了一些感想式的思考。那么，我就来说说我的这些感想式的思考。
我之少读中国当代小说，主要是因为精力有限，只能满足于偶然翻翻。在这偶然的阅读中，有过少许幸运的相遇，也肯定会有若干遗憾的错过——我相信其数量同样不会多。我之不读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则是出于一种偏见。我偏执地认为，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批评的阵地被两样东西占据着。一是商业性的新闻炒作，往往作品未出便先声夺人，广告式宣传铺天盖地，制造出一个个虚假的轰动效应。另一是伪学术的术语轰炸，所谓的批评文章往往只是一知半解地贩卖西方批评理论，堆砌一些“话语权力”、“文化霸权”之类的时髦术语，千篇一律而又不知所云。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对作品本身不感兴趣，更谈不上悉心解读，所关心的都是文学以外的东西。
批评理论如今在西方的确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领域，文学以外的各个学科，包括哲学（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心理学（例如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等等，都纷纷涌入其中，自命为最合理的方法，要求拥有对文学的最高批评权。这种情形对于文学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实在是值得怀疑的。我至少敢肯定一点：一个人仅仅做了这些理论中的一种的追随者和零售商，甚至做了所有这些理论的追随者和批发商，他还完全不是一个批评家。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却正是这样，他们把遇到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当作一个例证，在其上煞有介事地演绎一番某个贩运来的理论，便自以为是在从事文学批评了，接着也就以一个前卫的批评家自居了。可是，读他们的所谓批评文章，你对他们所评论的那部作品绝对增进不了理解，获得的全部信息不过是他们在费力地追随某个理论罢了。
我对批评家的看法要朴素得多。在我看来，一个批评家应该首先是一个读者。作为读者，他有自己个人的趣味，读一部小说时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一个人如果已经丧失了做读者的能力，读作品时不再问也不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只是条件反射似地产生应用某种理论的冲动，那么，他也许可以勉强算一个理论家，但肯定不是批评家。做批评家的第一要求是对文本感兴趣，这种兴趣超出对任何理论的兴趣，不会被取代和抹杀。一个在自己不感兴趣的文本上花工夫的批评家终归是可疑的。当然，做批评家不能停留在是一个读者，他还应该是一个学者。作为学者，他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文本具有进行理论分析的能力，这时候他所创建的或所接受的理论便能起到一种框架和工具的作用了。首先是读者，然后才是学者。首先是直接阅读的兴趣，然后才是间接阅读的能力。这个次序决定了他是在对文本进行批评，还是在借文本空谈理论。更进一步，一个好的批评家不但是学者，还应该是一个思想者，他不但研究作品，而且与作品对话，他的批评不只是在探求文本的意义，而且也是在探求生活的真理。具体到批评家个人，因为气质、兴趣的不同，对作品的关注方向也会不同，有的是学者型的，更关注其形式的和知识的方面，有的是思想者型的，更关注其内容的和价值的方面。还有一种是作家型的，长于描绘对作品的主观感受和联想，写出的评论更像是独立的文学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不论属于哪一类，首先做一个好读者都是前提。一个人只要真正喜欢一本书、一个作家，不管他以何种方式谈论这本书、这个作家，都必能说出一些精彩的话。
我的以上议论看似与萧元的这本集子无关，其实正是由之引发的。读了这本集子，我在萧元身上首先辨认出的便是一个真诚的读者。可以感觉到，他只是因为喜欢文学，喜欢读中外文学作品，才走上文学批评这条路的。他读残雪读进去了，读得入迷了，于是不由自主地要解开其魅力之谜，结果便有了那一组分析残雪作品中的艺术要素和精神内涵的系列文章。除了对作品的评论外，集子里还收进了一些批评当今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世俗化倾向的文章，其嫉恶如仇的鲜明立场给人印象至深。其实，在任何时代，文学在产生少许精品的同时总是制造出大量垃圾，只是两者的比例在今天显得愈发悬殊罢了。大多数读者向文学所要求的只是消费品，而期待着伟大作品也被伟大作品期待着的那种读者必定是少数，不妨把他们称做巴赫金曾经谈到过的“高级接受者”。这少数读者往往隐而不显，分散在不同的角落里，但确实存在着。如果说批评家负有一种责任的话，这责任便是为此提供证据，因为批评家原本就应该是这少数读者的发言人，一个公开说话的“高级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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